第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支宇认为，由于彻底否定本质，因此陶东风不可能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在支宇看来，这其实是“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27]。
第二，没有找到“根本问题”。支宇认为，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所存在的危机和根本问题，并不是本质主义所致，而是当前的知识生产机制导致当代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只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他分析道：“20世纪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一直是意识形态进行权力争夺的重要领域，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断论色彩，它以‘真理’权威自居，不断命令文艺按它所谓的‘真理’眼界来看待现实、反映现实乃至生产现实。这样，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元叙事’。它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任何知识生产都只能遵循它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立场，它也只有它自己才是判断‘是与非’、‘真与假’的唯一标准。”因此，文艺学注定只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衍生物”[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