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10卷，是王通去世后，他的门人集录他阐述儒教的言论而成的。他的门人将他比作孔子，以《中说》比作《论语》，说他“建义明道，垂则立训”[1]，功盖千古。但后人并不这样看。宋以后，因为书中述及的某些史实的错乱，有人曾怀疑其为伪作；也有人贬其为家书，说它虚相夸饰，未足为训。经过长期的辨正，到清代修撰《四库全书》时，基本上肯定了《中说》为王通遗言的集录，其主旨“不甚悖于理”，将它列入儒家类，且收入了《四库全书》。
现存《中说》10卷，为宋代阮逸的注本，分为《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关郎篇》。这10篇，从内容上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往往互相穿插，所以，可以大致综合其主要的思想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于“道”的思想。
儒家所讲的“道”，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包括对天地运行的自然现象和规律的阐释、人类社会规律的阐释，即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思想，而三者中，重在阐释人道。其中包括治国之道、人伦之道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儒家在治国之道方面，提倡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在人伦之道方面，提倡忠孝节义，反对背信弃义；在日常行为规范中，提倡诚实谦恭，反对虚饰诈伪。王通“道”的思想，基本上没有离开传统儒学的这些范畴，用《中说》的话来说，就是因为自两汉以后，道德沦丧，而王通以宣昭仲尼之业为己任，起而大声疾呼儒学之道，匡救世俗。因而，《中说》所讲的“道”，主要是儒家的王道，也称“圣人之道”。《中说》以“王道”开篇，其意义就在这里。如孔子所主张的那样，实行王道，首先要严格等级的划分，就要正三纲，叙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界限分明，不得逾越。《中说》谓王通“游孔子之庙，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真是赞叹备至。在植名教、正纲常的基础上，《中说》还主张施行礼乐教化的仁德之政，“五行不相沴则王者可以制礼矣，四灵为畜则王者可以作乐矣”[2]。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像自然运行那样有秩序，像金、木、水、火、土互不相克，像龟、龙、麟、凤四灵各栖其所，然后才谈得上制礼作乐，实行仁政，否则，纲常不正，是无法施以礼乐教化的。而纲常名教并非自然形成，有待于圣人的培植。如何培植呢？那就要像孔夫子那样，述《书》、述《诗》、述《春秋》。王通认为，“道之不胜时久矣”，所以，他以孔子自命，续《诗》、续《书》、修《元经》、续《春秋》，起而整齐风俗，培植纲常，倡明王道。他认为，《诗》、《书》、《礼》、《易》经过后人的解释，都失掉了原有纲常名教的本来面目，闹得白黑相渝，是非相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失于古今，《诗》失于齐、鲁”[3]。他作《续书》、《续诗》、《元经》，就是要把这是非相扰的局面改变过来。他自称其《续诗》有“四名焉，有五志焉”，所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4]。“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5]这“四名”、“五志”，就是《诗经》的“风”、“雅”、“颂”与“赋”、“比”、“兴”，可以上达帝王，下化黎庶，使纲常名教确立起来、王道复兴起来。他又将他的《元经》比做《春秋》，说“《春秋》、《元经》于王道是重轻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6]。可见他对纲常名教的轻重曲直是多么重视。尽管王通的《续书》、《续诗》、《元经》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效应，但作为一位王道的倡导者，其苦心孤诣，确可比拟孔夫子退而作《春秋》、删《诗》、《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