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哲学形成之日起，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今天，这种个人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不敢重复其乐观主义的断言。他们至多满足于宣称其与不变的人性——据说此种人性只被个人获利的希望激发——的一致性，并将向任何其他社会制度转变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将当代文明的全部物质成就都归功于这种个人主义——似乎机器是由谋利的欲望而不是非人化的科学造出来的；似乎它只受金钱的驱使，而不受在集中技术指导下的电与蒸汽的推动。
在美国，旧个人主义采取了罗曼蒂克的形式。几乎没有必要设计一套把个人获取与社会进步相等同的理论。实际情形的需要，呼唤着在所有迫切的工作中发挥个人的首创性、进取心与活力，而个人的活动又促进了国家生活。克罗瑟斯博士（Dr.Crothers）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它的言论被西蒙斯（Sims）先生恰当地收入其《冒险的美国》一书中：
你若想理解美国的驱动力，你就必须理解那些互不相同的不满足、无耐心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代都为自己的能量找到突破口。……使你不安的闹声并不是愤怒的无产阶级的叫唤，而是寻求新机会的急切的年轻人发出的吼声。……他们在今天代表着新一代的热情。他们代表着俄勒冈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顽强的拓荒者们不顾艰难险阻向他们走去。这就是社会不安定在美国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