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阐明这一点。自由就是“自我做主”（self-mastery），就是消除阻碍我的意志遂行的东西，而不论这些障碍是什么。不论是自然的阻抗、我自己不受控制的情感、非理性的制度或别人与我相反的意志和行为所造成的阻抗等，都是这种意义下的障碍。对于自然，至少在原则上，我总是可以用技术性的方法去塑造它，使它成为合乎我的意志之状态。但是对于那些不肯心甘情愿受我支配的人，我要如何对待？可能的话，我应当也把我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依照我的模式来“塑造”（mould）他们，为他们在我的剧本中，安排一个角色。但是，这岂不表示唯有我才自由，而他们却是奴隶？如果我的计划，只和我的期望与价值有关系，而和他们的期望与价值，不具有任何关系，则他们确实是奴隶。然而，假如我的计划充分具有理性，这个计划就能容许他们完全发展他们的“真正”本性，亦即实现他们作理智决定的能力，而“人尽其才”——这也就是我实现自己的“真正”自我的一部分。所有真正问题的正确解决，必然是可以相容的，不仅如此，这些解答还应该能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因为这正是我们之所以称它们为“理性的”以及说宇宙是“和谐的”时所持的道理。每个人都自有独特的性格、能力、理想与目标。如果我能够了解这些目标与本性，果为何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只要这些目标和本性，合乎“理性”，则至少在原则上，如果我具有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我就可以使它们都获得满足。理性的意思，就是了解人类与事物的真相，例如，我不应该用石头制造小提琴，也不应该叫一个天生的小提琴手去玩笛子。如果宇宙由理性支配，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强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一个正确计划的生活，应当与“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相吻合，亦即与理性的“自我导向”之自由相吻合。唯有当这个计划，是一个“真正的”计划时，也就是说，是唯一实现理性之主张的独裁模式时，上述的境地，才会实现。这个计划的法则，是理性所制定的法则，唯有那些理性犹在昏睡之中，不了解他们“真正”自我的真正“需要”之辈，才会厌恶这些法则。只要每个人都了解并且都扮演“理性”所赋予他的角色，亦即明了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并且察觉他自己真正的目标，则社会就不会有冲突存在。每个人在这一幕宇宙性的戏剧中，都将成为一个获得解决的、自我导向的演员。因此，斯宾诺莎才告诉我们说：“儿童虽然受到强制，但他们却不是奴隶”，因为“他们所服从的命令，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下的命令”，而“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里的人民，不会是奴隶，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共同利益里，就包含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同理，洛克也才会说：“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因为理性的法律，是人类“适当利益”“共同利益”的导引；洛克并且补充说，既然这样的法律，是“使我们免予陷入泥沼或堕入悬崖”的东西，把他们称为“束缚”（confinement），是没有道理的；也因此，他才会说，要逃避这种法律的企图，不是理性的，是“放纵的行为”“没有人性”等。孟德斯鸠在这一问题上，也忘了他那自由主义的主张，而说：政治自由并非扭曲我们做想要做的事，甚至也不是任由我们做法律允许之事，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有力量去做我们应该想要做的事”；康德也重复了同样的主张。柏克宣称，基于个人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限制个人的“权利”（rights），因为，“我们假定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与事物的既定秩序相一致，而同意这种限制”。这些思想家，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经验哲学家，在他们之后的雅各宾党徒及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假定是：不论我们那可怜、无知、充满欲望与激情的“经验自我”如何反对，我们每个人“真正”本性中的理性目标，都必定互相吻合或必须使它们互相吻合。自由并不是去做不理性、愚蠢、错误之事的自由。强迫我们的“经验自我”去合于正确的模式，并非暴政，而是解放。[19]卢梭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动把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奉献给社会，我们就造成了一种“实体”（entity），这一“实体”不会伤害它的任何成员，因为它是每一个成员牺牲了同样多的东西所造成的；我们又听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伤害任何人，都对任何人没有好处。“我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等于没有把我奉献给任何人一样”，在这种情形下，我所复得的与我曾失去的一样多，并且有足够力量保有我的新收获。康德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完全抛弃他狂放不羁的自由，他就可以在一个依赖法律的状态中，重新获得这些自由——丝毫没有损失”，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这个依存关系，是我以自己的意志作为立法者，而造成的”。如此，自由非但不是不能和权威相容，反而实际上变成了权威本身。18世纪里所有关于人权的宣言，所包含的便是这种思想，所使用的便是诸如此类的说辞。同时，所有认为社会是依据一睿智的立法者，或自然，或历史，或“超人的神灵”（the Supreme Being）而设计与建立的人士，所持有、所使用的，也都是这种思想与说辞。几乎只有边沁倔强地重申说，法律的任务是要“拘束”（restrain），而不是要解放：“每一则法条都是违反自由的”——甚至当这种“违反”的行为，会使自由的全部含量增加时，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