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并不认为艺术是主观和客观的调和。他认为，如果主观和客观之间具有一种和谐，自由就只能是自然整体目的的一部分，一切都是被事先决定的。因此，大概从1809年起，谢林开始将自由看作是以不受现有规范约束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意志作恶的可能性，这使其关于自由的观点变得十分激进。他认为没有了这种可能性，自由的“精髓”便缺失了，而这种精髓要求一种偶然的开放性观念。但是，他也质疑了理性可以解释自身存在的观点，并且由此在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基础的偶然性，而这种做法正好与唯心主义者调和心灵与世界的表达相悖。
谢林后期的哲学任务是，理解一个可理解的世界是如何出现在一种前理性状态中的。大概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他1854年去世，他都在质疑实现德国唯心主义的目标的可能性：
人和人的活动总试图让世界变得可以被理解，但实际上人自己就是最不可理解的，而这总是不断地令我想到所有存在的不幸……正是他，正是人，总让我想到这最后一个绝望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存在？为什么不是虚无？
谢林认为，黑格尔试图用“人及其活动是如何让世界变得可理解”来回答现代哲学中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未能正视思想和存在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试图理解自我的核心。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将谢林引向了一种新的反思，即哲学是如何与前哲学形式的神话思维相联系，以及哲学与宗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