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堂设置的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希腊文以及国语。这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而定,后因培养掌握科学技术人才的需要,又增设了舆地、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万国公法之类的课程。
同文馆的学生在毕业后绝大部分是担任翻译,从事外务活动。如有的在总理衙门担任翻译,有的被任命为各省外交的翻译,有的被派遣国外,担任高级外交官职。据粗略统计,在1911年前,京师同文馆学生中出使驻外公使的先后有汪凤藻、张德彝、胡惟德、颜惠庆、陆征祥等21人。[4]除此之外,也有参与内政的。如有的担任各地知县、知府,有的加入电报局,或担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的要职。
同文馆等外国语学堂的创设和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造就了一批外交人员,增添了西学知识的内容。同时,外国语学堂的创立,为以后中国新式学堂的创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这种新式学堂是在所谓“中外和好”的情况下设立的,学堂本身不能不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
二、专业技术学堂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于科学技术的先进,“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5]于是他们在举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也兴办了一批专业技术学堂。所设课程涉及机械、工艺、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不仅有应用学科,还有基础理论学科。此时洋务派已把办学堂、培养人才与富国强兵相联系。洋务派曾明确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6]反映了洋务派办学的指导思想已摆脱60年代初期由单纯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转为探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探究中国自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