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一听，出于军事上考虑，便停止议迁移事。其实，这里议的仅仅是府兵。至于一般农户特别是饥民，还是鼓励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的。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 “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
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 “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 “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志。
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 “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由上可见，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