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公共健康倡导者和他们的律师倾向于淡化烟草对癌症和心脏病的影响。289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烟草致癌的证据，而是因为化学工业界的反应。化学工业界一贯地在提及因接触他们的产品而导致癌症的病患时，也说成是因吸烟导致的。烟草业和化学工业界都不够坦诚。
尽管吸烟及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日益成为政治党派争论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从左翼自由主义到极端保守主义的外科医生们一直遵循卢瑟·特里的先例来攻击烟草业。事实上，最响亮的声音来自被罗纳德·里根任命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埃弗雷特·库普博士，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社会保守派，曾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极右势力的宠儿。但他有很强的公共卫生的良知，是烟草业的死敌。他问道：“虽然吸烟和十几种或更多严重的、使人衰弱的、筋疲力尽的、花费昂贵又难以启齿的疾病的关联还没有证据支撑，但烟草业怎么敢对他们之间已存在的明确联系置之不理？产生这一联系的机制是什么？答案是事实就是如此。烟草业声称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他们的游说团体极其强大。”290
国会山的烟草的保护者大部分是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他们以两个理由反对与吸烟有关的公共卫生措施：一是为烟农和烟草业雇员提供工作保护；二是冷静地反对任何束缚自由企业发展的条例，包括旨在每年挽救数万人生命的卫生法。政客们对他们坚定支持烟草的第三个原因就没那么公开了：钱。1969年至1999年，烟草业每年在广告上的花费在5亿到10亿美元之间，并为竞选提供了慷慨的捐款。相比之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卫生领域的广告资源少之又少，而且很少有像纽约的鲍姆加特纳那样的领导人欣赏麦迪逊大道的力量。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在反吸烟广告上的花费每年也不过7000万美元，而相比之下每年的烟草广告费用就超过了9亿美元。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