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状况[3483]，可以知道伦巴第人拥有选举君王的自由，而且不会经常运用这项危险的特权。公共收入不断增加，源于土地产出和正义带来的利润。独立的公爵们同意奥萨里斯登上他父亲遗留的王座，他们把各自的二分之一领地呈献给国君，骄傲的贵族渴望获得在君主身边服行贱役的荣誉。他对忠心的诸侯所赐予的报酬，是恩俸和采邑这些并不稳定的礼物，并且用修道院和教堂富裕的基金，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补偿。平时的法官就是战争时的领袖，他从未篡夺所有的权力，要成为唯一和绝对的立法者。意大利国王在帕维亚的宫殿召集全民大会，有时会在附近的原野举行，国务会议由家世和地位最崇高的人员组成，下达的敕令如果想得到合法地执行，就要依赖忠诚人民的认可，以及伦巴第人幸运的军队给予支持。
意大利的征服过了80年以后，传统的习惯法改用条顿族拉丁文书写，获得君主和人民的同意后颁行，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采用一些新的条例。罗萨里斯的案例（647 A.D.）让贤明的继承人视为规范，伦巴第人的法律被视为缺点最少的蛮族法典。拥有勇气可以保证自由，这些举止粗俗和行事仓促的立法者，没有足够的才具平衡国家和宪法的权力，或是讨论政治体系较为深奥的原则。只有威胁到国君生命和国家安全的罪行，才值得定谳判处死刑，但他们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保护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上。按照那个时代非常奇特的法学理论，杀人的罪行可以用罚金来抵赎，然而付出的代价很高，一个普通市民是900个金币。次等的伤害像是杀伤、骨折、重击或是讽刺嘲笑的言辞，这种认定的方式很慎重，有时会反复核查到非常荒谬的程度。立法者的明智在于鼓励接受比较羞辱的条件，用金钱的赔偿来交换荣誉和复仇，免得冤冤相报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