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远逊于头等；而视定议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订，臣晤吉尔斯、布策诸人，成以是否头等、有无全权相诘。臣答以职居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乃彼一则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再则曰：“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臣渥承眷遇，岂复希非分之宠荣，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行。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私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可者也。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及至与臣议事，稍有龃龉，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等语。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微臣既不免较崇厚而见绌。此其难一也。
例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无不候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间有定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径庭者。往岁崇厚急于索地，又急于回京，遽定遽归，诸多未协。外部见臣照会，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莫不诧为奇谈。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披闻所未闻，始终不信。此其难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