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卢兴祖的行为，体现了广东地方的利益。与澳门有关的贸易活动，每年能给广东地方官府带来超过两万两白银的税收，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明朝、清朝高度计划、机械的税收收支制度下）。而且澳门向海外中转的货物，都是向广东商民购买的，与广东乡绅、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广东乃至南方其他省份的商品需要外销，就不能失去澳门这么一个窗口。因此，中央的驱赶决定，到广东就变成了“力保”。
在海禁的大背景下，澳门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防范郑成功反清势力，康熙皇帝的海禁力度很大，不仅是澳门有危险，甚至毗邻的香山县都在内迁之列。这严重威胁澳门这个依赖内地补给和贸易盈利的弹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恳请葡萄牙政府以国王的名义来请求康熙放松对澳门的禁令，重新开放贸易。康熙六年（1667年），葡萄牙向中国派出了正式使团。康熙九年（1670年），葡萄牙使团经过反复交涉后被护送到北京。沿途，使节煞费苦心地在使团的船只旗帜上书写“大西洋国朝贺使臣”，企图以此来区别于“朝贡”。可惜《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将之写作“大西洋国入贡”。使团对康熙小心翼翼地陈述了澳门的困境，康熙只是简单地说明自己知道这些情况了。康熙最关心的是“万邦来朝”的虚荣心满足，对葡萄牙国王大加赏赐，葡萄牙使节免除澳门海禁的请求却没有下文了。海禁还在继续，澳门居民只能通过贿赂进行非法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