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不只限于指出把哲学体系的客观内容和主观表达方式加以区分的重要性，正如从上面引证的这段话中所看到的，他认为必须揭示这两者“统一和相互制约”的联系。因此，这里说的完全不是不要注意阐述方式、哲学体系的结构：这种体系的形式的一切特点都应该从它的内容、它的原则中引申出来。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从历史的前后关系来考察哲学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批判的研究，哲学史就会成为经验主义的描述，而哲学史家就会成为“誊本的缮写员”[19]。
马克思以这一观点来评价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态度，而这又使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一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那种被马克思评之为舍本逐末的心理和卖弄聪明的立场来解释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和他所得出的反动结论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的学生们对黑格尔只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用适应或类似的东西，简言之，就是道德地来说明他的体系的这个或那个规定”[20]。例如，如果说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绝对化了，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则否认这一点，断定这种绝对化的根源不是排斥这类结论的黑格尔学说，而是柏林大学这位哲学家、教授的个人特点。这种解释抹杀了黑格尔的反动政治结论同他的哲学体系的有机联系，抹杀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青年黑格尔派以哲学家的个性为借口，这是对他的学说没有采取充分批判态度的表现。马克思反对这种对待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态度。第一，他证明，“斥责老师，说他所发表的观点背后隐藏着秘密的意图，这是没有良心的”[21]。第二，这当然是主要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反动结论与他的哲学学说原则的不充分性、不彻底性有关。马克思写道：“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的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显然的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只有一点他意识不到，这就是：这种显然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的理解不充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