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恨歌》写的又不是一般人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部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以汉喻唐，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作为五十年太平天子的唐明皇，因为对杨妃的“倾国”之貌和娇媚之态的宠爱，尽日享乐，贻误了国事。这不仅与导致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也铸成了自身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长诗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讽喻”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喻”论者的依据主要是来自这一部分，或谓《长恨歌》的前一部分是“讽喻”多于“风情”。
中间从“九重城阙烟尘生”以下的四十多句，可谓“讽喻”与“风情”交融。这是因为《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就不能不涉及与其生死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还有“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玄宗“幸蜀”和“六军不发”的马嵬兵变，这些事如果一一铺开来写，每一件事都可以构成一大篇政治讽喻诗，然而这不是当时白居易的所长，亦与其彼时的胸中块垒不甚相干。于是作者巧妙地进行了剪裁，把那种可能形成“劝君歌”的政治素材尽量压缩为副题或一笔带过，而以重笔泼墨突出其作为爱和恨的正题。比如安史之乱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严重破坏生产力，使唐王朝由盛而衰，造成藩镇割据。而此诗写到“渔阳鼙鼓”，只说它“惊破霓裳羽衣曲”，结束了李、杨那种“缓歌缦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的纵情享乐生活。再如据史书记载，马嵬兵变是指唐宿卫宫禁的将领陈玄礼，在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入蜀，在马嵬坡与士兵杀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事。此诗第二部分在写到此事时隐约其词，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带过。这样写来，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男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才是统一完整的，整个第二部分写他对杨贵妃的那种刻骨思念才有说服力，也为下一步完全过渡到“风情”之歌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