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清初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而以王夫之在这方面的理论阐述最为突出。他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41]史书的作用，就是“述往以为来者师”，这就要求撰述史书的人明确而又能够把握“经世之大略”，使后人足以认识到历史上的“得失之枢机”，以为现实的借鉴，否则人们又何必需要史学呢。这是极明确地指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把史学上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概括得更鲜明了。他还说：“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42]因此，史学是极庄严的事业。“垂于来今以作则”，是从正面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作用。他撰《读通鉴论》，就是在实践这种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即所谓“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43]。王夫之重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首先是他不赞成把史学仅仅作为一种知识来看待，指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44]他尖锐地批评说：“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这样的人，“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不过是“玩物丧志”罢了，与史学经世无涉。其次，他认为史学的经世作用，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上有足够的重视，才能发挥出来。他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分析道：“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这是说明不懂得历史借鉴和懂得历史借鉴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同。那么人们怎样“取资”于历史呢？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考察，从而取得正确的认识，用以指导当前的政治实践。王夫之进而强调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只要具有上述的思想和认识，那么历史就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再次，王夫之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历史这面“镜子”与通常人们所用的镜子的不同之处。他指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45]第这是进一步说明史之为鉴，只有通过认识历史之主体的认识活动才能实现。所谓“唯在一心”，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历史上，史可为鉴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后来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不断有所论述，但像王夫之从理论上阐述得这样透彻的，在他以前还不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