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学术思想纯洁度的迷恋显然已经成为旧的时尚，福柯就曾认为权力的无所不在应该成为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尽管有人觉得福柯把“权力”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似乎如水银泻地一般无所不在，但在中国历史中，“政治”“思想”“学术”“道德”以更加复杂的形态纠缠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加以辨别，这与西方历史有着很大差别。既然作为中层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不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现象的分析，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我的看法是，应尽量争取从中国历史典籍的传统表述中发掘更贴切的书写手段，经过重新诠释和阐发，以求成为构造未来“中层理论”的依据和基础，以下略举数例对此理念加以申述。
（1）“道统”。“道统”这个概念自唐代韩愈明确构造出一个传承谱系后，逐渐成为宋明新儒学奉行的思想信条和仪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当然，近代以来对“道统”的奉信行为无疑常被贬为保守僵化，与科学理性的历史观截然对立。据我的观察，当代“新儒学”对“道统”的复兴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其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持有一种保守立场，而在于过度把“道统”仅仅理解为一种“思想”观念，而忽略其行为实践的意义。现代学院专科划分体系中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又进一步把“道统”强行嵌入了一种纯概念的分析系统，使之彻底丧失了活力，只有个别海外历史学家如余英时先生延用了钱穆先生传承下来的对“道统”的鲜活理解，把它置于“士”阶层演化的脉络之中加以把握，使之具有了社会史的意涵，约略显现出“中层理论”的样貌。但在诠释“士”阶层以“道”抗“势”的独立身份，以彰显“道统”价值的同时，余先生似乎又过度强调了“道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纯洁和超越性的一面，从而使之固化为一种理想状态。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政治权力与“道统”实施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把两者仅仅简化为一种相余先生曾经在“士”阶层研究中反复证明的其思想具有的“超越性”，即对儒家“道统”的继承拥有一种使命感，甚至为了对应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性”，而构造出了“内在超越”的理念，这种比较诠释的无效性乃在于，中国学者总是反复纠结于中国“儒教”不具备西方宗教的超越性，故一定要找出个理由证明中国自身也有相似的历史面相。结果发现，所谓“超越性”一定应该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对之加以衡量，在西方这个标准就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人类只有在上帝面前寻求平等，才能在超人类的层次感受上帝的存在，从而体会出某种超越感，除此之外谈何“超越”？所谓“内在超越”仅仅以“内心”的自觉为衡量尺度，那么，“内心”超越的依据在何处？在伟人还是庸人？是群体还是个人？如无法确认，一味浪求，就如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般，难免显得虚妄。仅靠个人内心的强大达于与天地合一之境的人不是没有，只是过于稀少，难以构成一种文化传承和效仿的模式。尽管如此，对“道统”传承的阐释一旦与各种制度分析结合起来，特别是不必刻意回避“道统”演变与王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为思想史研究的参照，则仍有可能作为观察中国历史“中层”演变的基础。[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