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愿庵实际上委婉地否决了马上实行兵变的意见。
因罗世文没有回来，旷继勋的意见失去了支持，又经过刘愿庵的耐心说服，“马上实行兵变”之议就打消了。
见刘愿庵没有对罗世文的死搬教条和旷继勋的固执蛮干进行批评，文强自然认为刘愿庵是当的“和事佬”，感到很不过瘾。
刘愿庵在与他同住一室期间，又对他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刘愿庵还劝告文强，对旷继勋身上的一些旧军人作风，要允许他有一个逐步克服的过程，从思想上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要看到，在当时的旧军官中，能像旷继勋这样自觉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经过刘愿庵的调解，中共在第七混成旅领导层中的争吵暂时平息了，但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坚持进行长期隐蔽工作以徐图大计的旅委书记文强，与始终想要尽快举行兵变的军事首长旷继勋之间，意见很难得到统一。
刘愿庵离开旷部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起缓冲作用的建议：将兵变计划作一番修改后，拿到重庆去征求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意见。因为李鸣珂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又曾在中共中央担任过中央组织局军事科科长，有较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正负责全川的兵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