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到了新文学早期作家笔下，很可能变成一个冗长的前饰句：
李广是一个高个子的臂长如猿的天生善于射箭的英雄。
典型的中文句法，原很松动、自由、富于弹性，一旦欧化成为前饰句，就变得僵硬、死板、公式化了。散文如此，诗更严重。在新诗人中，论中文的蹩脚、句法的累赘，很少有人比得上艾青。他的诗句几乎全是前饰句，类似下面的句子，在他的诗里俯拾即是：
我呆呆地看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坑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2)
朱自清在《诵读教学》一文里说：“欧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般动向，写作的欧化是跟一般文化配合着的。欧化自然难免有时候过分，但是这八九年来在写作方面的欧化似乎已经能够适可而止了。”他对于中文的欧化，似乎乐观而姑息。以他在文坛的地位而有这种论调，是不幸的。在另一篇文章里，他似乎还支持鲁迅的欧化主张，说鲁迅“赞成语言的欧化而反对刘半农先生‘返璞归真’的主张。(3)他说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这些句法比较难懂，不像茶泡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补偿这缺点的是精密”。欧化得来的那一点“精密”的幻觉，能否补偿随之而来的累赘与烦琐，大有问题；而所谓“精密”是否真是精密，也尚待讨论。就算欧化果能带来精密，这种精密究竟应该限于论述文，或是也宜于抒情文，仍须慎加考虑。同时，所谓欧化也有善性恶性之分。“善性欧化”在高手笔下，或许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是“恶性欧化”是必然会损害中文的。“善性欧化”是欧而化之，“恶性欧化”是欧而不化。这层利害关系，早期新文学作家，包括朱自清，都很少仔细分辨。到了艾青，“恶性欧化”之病已经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