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的论点和忠告，在史学上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者柳宗元比刘知幾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而把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天”与“人”及“天人之际”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天人相分”说，并进一步对“天”做了物质的阐释，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否定了“天命”史观。他在《天说》一文中指出：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15]
这段议论，是针对“天”有赏功、罚祸意志和能力的论点而发出的。在柳宗元看来，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只有通过其自身去说明，祈望和呼唤“天”来赏罚，给予人们以同情和爱护，那是再荒谬不过了。
柳宗元的《天说》引发了刘禹锡作《天论》三篇，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刘禹锡认为：《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作《天论》以极其辩”。《天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有三点。第一，把天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做了严格的区别和界定，认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第二，论证了“天之能”是自然作用，“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万物“生植”的条件；“人之能”是社会作用，“人”是按照“法制”进行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伦理活动的。第三，试图从认识论上解释人们在“天人之际”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的社会原因，结论是：“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16]《天论》在阐述“天”与“人”及“天人之际”问题上，比《天说》更精细了。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17]柳宗元、刘禹锡之论，把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的认识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刘禹锡是史学批评者柳宗元的好友，又曾是大史学家杜佑的僚属。杜佑、柳宗元、刘禹锡在历史认识上都是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