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活着时爱吃麻花，喜欢听我说普通话，对一件东西最大价值的衡量是“怕要两百块吧？”。她常扎着一块蓝色头巾，穿同色对襟大褂，在门口坐着小板凳，和路过的每个人聊天。她给人起外号，惟妙惟肖，她常提起两个闺蜜——“话妈妈”和“四方奶奶”，“话妈妈”话太多，“四方奶奶”脸是方的。
隐贤的所有人所有故事都在我姥姥肚子里，她的世界只有隐贤。
我每次回去，我姥姥都欢天喜地；我每次走，她都要抹眼泪。
我姥姥走了，我二姨不用留在隐贤，她的孩子、我三姨的孩子都在合肥工作，我小舅也从上海搬到了合肥。我大舅在我姥姥之后去世，现在他们剩下的五个兄弟姐妹晚年竟都在合肥会师，住得很近，几乎在同一个小区。
他们不用再按一三五、二四六的出生顺序轮着回去过年。在我姥姥去世后一两年，他们只在清明时回隐贤上坟。一两年后，每个人都意识到“不对”，不是“对错”的“对”，是“对味儿”的“对”，他们决定，每年开车从合肥搬运年货回隐贤，过完年再走，一如过去那些年。
